童年时期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对毛主席像章的喜爱胜过穿新衣戴新帽。父母总是把最珍爱的毛主席像章给我别在胸前，每当想起此事，不由得便潸然泪下。作为“文革”期间普及面最广、生产量最大、使用率最高的物品，它凝聚了一个民族特殊时期的心理特质，形成了一个亘古未见的现象。

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人们竞相佩戴像章，数目由少到多，型号由小至大。那时，生活比较艰苦，可人们宁愿忍饥受饿，也要买上一个像章，春风满面地别在胸上。那个年代，毛泽东像章种类极多，大的、小的、铜的、瓷的……有些狂热分子，为了集齐像章，竟至于倾家荡产。戴像章成了亿万人追捧的时尚，有人把它别在裙摆上，有人把它扣在帽檐上……一些人为了表明对毛泽东最忠诚，竟将它别进了肉里，然后得意地把伤口展览给他人看。

“文革”中毛泽东像章兴起于部队。后来，红卫兵组织开始批量向徽章厂订制。随着大串联的开始，像章南下北上东征西进，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渗透。当天安门城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佩戴起毛泽东像章时，更如同向全国发出了一个巨大的号召，将像章热推向高潮。那时流行这样一句“名言”：“忠不忠，看行动”。这“行动”一指跳“忠字舞”，二指背“红宝书”，三指戴“宝章”。据统计，当时全国有２万多厂家生产过毛泽东像章，天津一家军需厂最高日产量超过１０万枚。有人统计，“文革”时像章用铝６０００吨以上，相当于几千架米格２１战斗机的用铝。如航空工业部化安机械厂为纪念毛泽东视察该厂，于１９６８年铸造了一尊２．８５米高，０．９９米宽的毛泽东立像，共耗铝材１．６５吨，相当于制造一架“歼七”战斗机的材料。当时全国铝材库存告罄，工业生产、飞机制造铝原料告急，连居民百姓的铝锅、铝勺也需凭票供应。

1969年3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做的报告中，特别强调“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要“贯彻节约闹革命的思想”。他说：“已经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我看是城市多于农村，高级干部多于一般干部，一般干部多于群众。”“城市的干部家里有毛主席像章一百多个，《毛主席语录》十几本，这不是浪费吗？”“现在许多地方出的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上海做的特别大。物资部已经发了5000吨铝，都要收回来！毛主席像章已经做了22亿枚，我国有7亿人口，平均一人有好几枚，但现在的情况是，有的人还没有，有的人有几百枚，很不平衡。”“有的人一天换一个，天天换，珍贵就不珍贵了。光求外表好看，这是形式主义，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要来一个献像章、献语录的群众运动。一个人放着十几本语录不用就是没有实效，实效变成了失效。原来要求人手一册，不是人手几册，现在讲究哪个厂出的，哪个地方出的，净从形式上去挑。还有拿语录和像章送礼。”“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实效，有人身上挂了很多像章，甚至挂满了像章，不吃透毛泽东思想，像章挂得再多也不能变成物质力量。”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毛泽东亲自在这个文件上批示“照办”。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宣传毛主席形象、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上，有些时候，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为此，特提出如下改进意见：一、各级领导要积极引导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搞好思想革命化，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二、重申中央1967年7月13日《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今后，塑造毛主席像，必须严格按此指示执行。三、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四、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五、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六、“忠”字是有阶级内容的，不要乱贴滥用；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如有，应作适当处理。七、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文件的下发，对于制止包括毛泽东像章在内的有关毛泽东美术宣传品的泛滥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对“文化大革命”后开始盛行的狂热的“个人迷信”宣传活动无疑起了降温的作用，但“敬戴”像章依然成风。在工厂、农村、军营、学校，在千千万万家庭里，像章闪动着耀眼的光芒。

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林彪折戟蒙古，群众在狂热中骤然清醒，“像章热”渐渐冷却下来。１９８０年，中共中央着手清理“文革”遗物，中央下发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文件，规定：“毛泽东像章要大量回收利用，以免浪费大量金属材料。”像章用簸箕装、用麻袋背的清缴场面，令人难以释怀。想当年人们顶着晨寒迎候“圣像”，以激动的心情期待着单位下发“宝章”，它在被全国人民视为珍宝之后，又在变幻的政治风云中沦为清缴的废品。

“文革”期间的像章，毛泽东头像绝大部分向左，其次是正面的，向右的很少见。传说这是因为“文革”期间有家工厂生产了头像朝右的像章，被告发到江青那里，说该厂制作毛泽东支持右派的像章，于是将设计者以破坏“文革”的罪名投进监狱，像章被收回，工厂也被封了。１９９３年，有篇报道说广东某人搜集了１０万枚像章，其中朝右的像章１０多枚。毛泽东头像朝左，“文革”时期是当时的政治气氛使然，形式教条使人的思维方式完全扭曲了。而在早期，则可用美学、心理学做解释。因为要生动地刻画人物，正面的难度比侧面的相对大一些，而绘画、照像一般习惯于侧重左脸。前期的毛泽东像章头向左，也成为一种楷模而被“宁左勿右”地“世袭”下来。

我收藏有180余枚“文化大革命”时期各式各样的毛泽东像章。每年在毛泽东诞生的这一天，我都把这些像章摆出来，全家人在一起细细观赏，缅怀开国领袖的丰功伟绩。凡年岁大一些的人看了这些毛泽东像章，都会不约而同地回忆起那段“文化大革命”的难忘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鉴于批判“海瑞罢官”的逐步深入，要在文化领域进行一次铲除封、资、修的革命，下发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这场革命由最初的文化领域，迅速波及到党、政、军、民、学各个领域，持续十年之久，给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这场“大革命”的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崇拜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色。学习毛主席著作、背诵“老三篇”、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毛主席语录歌、戴毛主席像章等风行全国。佩戴毛泽东像章，在当时是一股潮流，一种时尚，势不可挡。像章大多为铝制，种类繁多。有条形的、方形的，但大多数为圆形的。在“文革”时期，全国上下，从中央领导人到普遍百姓，人人胸前都戴有毛泽东像章。几乎所有会议皆颁发毛泽东像章，背面铸有会议的纪念文字。全国主要红色景点，如韶山、井岗山、古田、瑞金、遵义、延安、北京等都有特制的带毛泽东头像的纪念章。人们只要一相聚，总要相互交换毛泽东像章。一般的人总会有百枚以上的毛泽东像章。记得我当时在陆军某师后勤部保密室工作，接触毛泽东像章的机会较多。因此，我存有不少这个时期的像章，每次回乡探亲都要大量带回，作为最高礼物，分发给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周围几个村子几乎人人都有我送的毛泽东像章。

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还保存有180余枚毛泽东像章，大部分为圆形，直径均在５厘米左右，最大的７厘米，最小的２厘米，还有些方形和条形的。这是那个特殊年代给我留下的特殊纪念品。应该说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珍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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